袁治杰：基因技术发展背景下的不知情权研究

[36]这也许就是事业单位在现实中更像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公民等被管理方）一部分的一大要因。

第二，在政纪责任的追究上，从独立追责到与监察机关共同追责。所谓工作需要，指的是有利于监察资源集约化利用和提高反腐效能。

就高校的国家公权力面向而言，其有必要纳入国家监察的覆盖范围。例如，高校学术委员会虽有相关调查权，但当学术惩戒措施之事实依据与其他行政事务相涉时，便需高校监察机构等其他监督机构参与检查调查。2013年以来，根据《高等教育法》和2012年施行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各校章程逐批接受教育部核准，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内部监察条款，部分高校还根据章程创设了对校长负责的监察委员会。近年来，许多高校陆续成立了教职工（行政）纪律处分委员会，并下设挂靠人事部门之办事机构。至于其与上级纪委监察部门的关系，除了腐败案件查办和纪委主要领导人选等事项必须坚持的两个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虽然这一观点对《高等教育法》有关规定有所忽略o，但其结论是合理的。结合已废止的《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监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教监[1992]1号）和各校网站公布资料，高校监察机构通常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一定的行政处分权，包括监督检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学校的决议、决定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受理对监察对象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及其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调查处理监察对象相关行为并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处理建议或作出处分决定，反腐倡廉建设有关职权，等等。[20]其后近一个世纪里也秉持这一立场，其间更是经由1896年Ferguson案判决进一步将之解释为隔离但平等并奉行。

第二，系出于个人偏见。[60]事实上，只要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并非宪法所禁止的，即认为是正当的。例如Loving案[42]中的弗吉尼亚州法典第259条规定关于婚姻的刑罚：白人与有色人种通婚的或者有色人种与白人通婚，构成重罪并处以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5] 就平等保护条款的发展和变迁而言，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就其相对人而言，早先认为，第十四修正案明文规定任何州不得……拒绝给予其辖下任何人法律的平等保护，依文义其只适用于州与地方政府。

2.合理性审查的审查框架 与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不同，合理性审查两阶而非三阶审查模式，主要审查内容如下： （1）目的是否正当？一般而言，只要旨在促进公共福祉，例如传统的警察目的，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或者公共道德等，就认为是正当的。（三）过于形式主义与综合考量 过于形式主义也是美国平等保护释义学备受诟病的一个原因，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倾向于从政府差别待遇的分类标准和基本权利角度作出判断，并不关心差别待遇的对象或者群体。

采合理性审查时，最高法院较为谦抑，通常推定系争法律合宪，对此由公民一方承担证明责任，且除非其能证明其系争法律是完全不合理的，即与任何正当目的都不存在合理关联性，否则，通常不会推翻之。为此，其通常对政府保持尊重，认可其所主张的目的。哪些分类标准例是可疑的、准可疑或者非可疑的，或者说应当适用何种强度的审查，并无严格的标准可循，置于判例史的发展过程中观察时更是如此。[74]有学者揣测，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合理性审查过于宽松，而严格审查的适用范围，尤其是最高法院对基本权利的理解，又过于狭窄，不利于特定群体权利的保障，而他们与种族上的弱势一样也需要司法保障。

[26]与此同时，经由个案的累积，不同领域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宪法原则，而这实际上也化作法院审查政府行为的审查基准或者分析框架。例如在Mathews v. De Castro案[68]中，系争《社会保障法》规定，年满62周岁妇女其丈夫业已退休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但有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孩子需要抚养的，每月给予其一定补贴。（2）该目标应当旨在实现重要的政府利益。[98] 2.严格审查的审查框架 适用该基准时，一般推定系争法律违宪。

1.中度审查的适用范围 中度审查适用于准可疑分类，即基于性别或者是否婚生子女而为的分类。尽管个案审查制度难以消解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但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的前两阶的模糊性加剧了。

且与他情形相似的200多名华人的申请均遭拒绝，而81名非华人，除1人外，均获许可。张步峰：男女退休不同年龄制度的宪法学思考，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不过，尽管从技术层面讲，中度审查已经比严格审查宽松许多，但在实务中仍有许多政府措施难以通过中度审查。[53]参见注[22]，p.96. [54]参见注[21]，p.103. [55]Gerald Gunther,The Supreme Court, 1971 Term. Foreword: In Search of Evolving Doctrine on a Changing Court: A Model for a Newer Equal Protection, Harvard Law Review, Vol.86, No.1 (1972), p.8. [56]参见注[9]，p.159. [57]See Robert C. Farrell,Successful Rational Basis Claims in the Supreme Court from the 1971 Term through Romer v. Evans, Indiana Law Review, Vol.32, No.2 (1999), pp.416-419。[111] 就此而言，审查重心后移，即减少目的审查比重，强化手段审查，或是较妥当的做法。但当时严格审查释义学尚未完成，直至Palmore v. Sidoti案判决[93]引入急迫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s）的标准，其才臻于完善。我国不仅经由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保障平等权，并通过一系列下位法将之具体化，确立了比较完善的平等权保护规范体系。[40]其实质是目的—手段分析，审查的是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具体而言，应满足如下条件：[99]第一，该利益须是宪法容许的。而70年代性别歧视诉讼或强化了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以致不少人担心，采用严格审查将会严重妨碍政府经由纠偏行动惠及女性的可能性，以至于转向赞同较为宽松的中度审查。

（三）严格审查 严格审查是最严格、最高强度的审查基准。（二）分类标准归入的主观化与强化分类标准 在既有的平等保护释义学下，因其对应关系，分类标准与审查强度的归入其实是二而一的。

它要求系争手段应是为所追求的急迫的政府利益量身定制的，不存在一个负担更小也能够促进该目的的手段。尽管许多人试图将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人纳入可疑标准，均未成功。

[23]2013年Windsor案判决虽然一改对同性婚姻的态度，宣告《婚姻保护法》违宪，但对以性取向为标准的分类仍适用中度审查。[25] （二）平等保护案件审查方法的变迁 就美国而言，其当代的合宪性审查乃是一个由多重审查层次或者强度构成的精致体系，系由最高法院历经数十载耕耘而建立起来的，这也构成了美国现代宪法分析的重要特征。寻找制定法的‘真实或者‘主要的目的通常是难以捉摸的。摘要:  我国宪法和法律为平等权提供了比较完善的规范保护体系，但现实生活中平等权的保障并不理想。

中国肯认福利国家的理念，美国则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威胁……这些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分类标准或者审查强度的归入，就此而言，不宜直接援用美国的分类标准或者审查强度的归入。如果其本身是中立的，只是执行产生与字面上可疑分类相当的负面效果，除非证明政府所追求的是邪恶目的，方可使用严格审查或者中度审查，否则，则应采用合理性审查。

何为歧视目的？Personnel Administrator v. Feeney案判决作了经典诠释。[12] 基于上述原因，早期最高法院在解释第十四修正案时多认为，其旨在确保奴隶获得自由和平等对待，尽管在行文时将其作为对使用分类的一般限制，[13]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其包容、不排斥政府隔离或者歧视，基本没有牙齿。

也参见注[21]，p.103. [58]426 U. S.229(1976). [59]参见注[9]，pp.124—125. [60]See Laurence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Press, 2nd.ed, 1988, p.1440. [61]See Susannah W. Pollvogt,Unconstitutional Animus, Fordham Law Review, Vol.81, No.2 (2013), pp.901-902。Loving v. Virginia案判决指出，[100]将涉及白人的跨种族婚姻入刑，目的在于维护白人优越性，这并非宪法容许的利益。

尽管之后甚少援引该案，且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平等保护理论和统计方法也变得日益复杂，不过，只要统计数据能够表明群体之间存在根本性和不可避免的差异，最高法院在多数情形下会积极予以回应。[3]如张先著诉芜湖人事局取消考试资格案，参见董和平、秦前红主编：《宪法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此外，在审查实质关联性时，最高法院也会审查手段本身的客观目的，如果系争分类对于任何正当之政府目的的实现均无关紧要，则应认为建立在此种考量之上的系争法律存在偏见或者强烈的厌恶。[79]易言之，以行政效率为目标并不一定不具有合法性，但纯粹以行政效率为目标则不具有合法性。

不过，此处所探讨的并非欲实现利益的现实性，而是政府是否确实追求该利益。[94]参见注[23]，p.21, 28. [95]See Karen M. Berberich,Strict in Theory, Not Fatal in Fact: An Analysis of Federal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in the Wake of Adarand v. Pena, Journal of Civil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11, No.1 (1995), p.117. [96]参见注[60]，pp.1451—1454. [97]参见注[9]，pp.148—149. [98]See 388 U. S.1(1967). [99]参见注[9]，p.134. [100]同注[100]，p.11. [101]323 U. S.214(1944). [102]See Robert Craig Green,Interest Definition in Equal Protection: A Study of Judicial Techniqu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108, No.9 (1998), p.458. [103]See 476 U. S.267,286(1986). [104]See 450 U. S.464,470(1981). [105]See Russell W. Galloway,Means-End Scrutiny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Vol.21, No.2 (1988), p.454. [106]497 U. S.547(1990). [107]参见注[19]。

不过，鉴于三重审查基准中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为此，我们可以引入双重审查基准，当然，也可以向德、日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学习，将比例性审查植入平等权审查框架之中，由此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精致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平等权审查框架，从而为发挥平等权发挥其保障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提供有力的释义学支持。自第十四修正案施行以后，最高法院至少在Slaughterhouse案[18]和Strauder v. West Virginia案判决[19]中明确采取这一狭隘立场，并认为这是其全部含义。

在美国，平等保护条款由第十四修正案引入宪法，旨在保护人民免受政府恣意分类，对个人权利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一则它保护弱势种族或者民族、妇女、非婚生子女等免受不平等对待，二则它限制政府干预个人权利，课予其论证负担，要求其表明所作分类与正当目的间存在合理关联。[109]以Korematsu案为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将居住在太平洋沿岸的日本侨民和日裔美国人驱赶到集中营进行隔离。